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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噶旺秋仁波切略传(蒋扬罗松华丹仁波切传法上师之一)
时间:2009-01-21 17:41来源:未知 作者:张惠娟居士等 点击:
西藏人有很多坏习惯,其中一个坏习惯,就是经常有人把一个人的名字所代表的阶级,看得比那个人的品质还要重要。举例来说,我自己,不管你相不相信,或是真是假,现在用蒋扬钦哲仁波切转世的这个名字,上一世钦哲仁波切正好是堪布贡噶旺秋仁波切的老师,所以

   大堪布贡噶旺秋仁波切

             (观音上师的经教师 ,宗萨佛学院印度复校的第一任校长)略传

                                                         张惠娟居士 翻译


图片1


 
 
       西元1920年出生于西藏多康德格的农家中,父亲名索滇,母亲名阿雅。十岁开始求学,十八岁进多系寺出家,于堪布索巴雷谢前受沙弥戒,从此进入佛门。十九岁时到卫藏朝圣,在大堪布贾巴南开衮桑滇贝贾参前听闻道果及受比丘戒,然后进入宗萨佛学院就读,在学院就读期间当了几年的复诵师,每天除了上课学习外,还要做复讲的准备工作。三十一岁起在家乡多系寺当了四年结夏安居和佛学院的堪布,后来又在哇惹寺佛学院当了二年半的堪布。
 
        第一次谒见诸部遍主金刚持蒋扬确吉罗珠之笑颜时,即随之落泪并且被他慈悲摄受有如亲眷般,获得至尊金刚瑜伽母的灌顶、七天的前行法开示,得到首次的法缘。
 
         三十九岁时,由于时局的变迁,被冠上莫须有的罪名并因而入狱,此后的二十一年岁月,生活在无边的艰苦与恐惧中。平时若不小心脱口说了法,就会有生命的危险。因此,在狱中装聋作哑有如在羊群中生活;常常被当成牛马般的使役、打骂,手脚被手铐脚镣随时锁住,连外出劳动或甚至上厕所也不被打开,曾因为行动不便而从山上失足摔落,跌坏了背脊。
 
      有一段时间,午夜里一再地从梦中惊醒,那时只希望能够求得一死,对于死亡全无后悔之心。但是在业力牵引尚未完尽之时,却是求死也不得啊!在长时间的忙碌、疲惫下,难免也有辛酸的时候,这时候就忆起寂天菩萨在【入行论】里所开示的话语:『曾于往昔对众生,行如是之伤害故,因伤害诸有情故,我理应遭受此难。』以这样的言教,自己不断的尽力修忍辱、修心并甘而受之,不应生起的恶心念或因此而生的瞋恨之心,绝对未曾有过。
 
       全靠着经常于心中默念经典、持咒、持佛圣号,并且不断地对上师祈请,终于得以脱离极恐惧的险境,在西元1980年(六十岁)重新获得自由。西元一九八二年,奉观音上师、萨迦法王之命,特别是接到宗萨钦哲仁波切托人带来的口信,要我协助他将宗萨佛学院复校。因此,我步上逃离西藏之旅。
 
      为了躲避中共,我选择经过凯拉克山(Mount Kailach),这条最长、最难的路程。一路蜷缩在卡车后面或是混在羊群堆里,没吃好、没睡好,将近七个月的时间,衣服又脏又破,头发又长又乱,一身的憔悴恰似个老乞丐。最后终于抵达尼泊尔,并透过塔立仁波切的协助,到达锡金,见到自己上师的转世-宗萨钦哲仁波切。
 
         我之所以不畏辛苦的从西藏逃出,是因为我听从上师的嘱咐,并且深信佛法是众生短暂和究竟利乐的泉源,佛法越兴盛,众生就越安乐。因此,从西藏出来后,除了去朝圣外,我即刻就投入建校、教学的工作,我只希望能尽快的将自己所知的教授给学生们。我的健康情形有一段时期非常糟糕,病得被迫住院,全凭着这份弘法的急迫、坚毅心志,让自己又活了下来。
 
       从锡金到印度比尔,从当时的七名学生到现今的三百二十名学生,一点一滴的,尽我全力来照顾并且为他们讲授经论。这些学生包含印度拉达克、尼泊尔、西藏、不丹等一百多所寺院的僧众以及多名的转世祖古。目前学院已经教育出近二十名的堪布,有些留在校内担任堪布,有些回到自己所属的寺院,又有些被其他的寺院聘请去当堪布。
 
      在抵达印度后,在国外观音上师的座前,获得观音大灌顶、时轮金刚等多种密法,生起不共的恭敬心并且获得不共的慈悲摄受,在观音上师前献予《集量论》、《集学论》、《入中论释》等多部重要经教,获得妙福贤善供养。在萨迦法王座前获得喜金刚、玛哈噶拉等三十多种的大灌顶。
 
        一九九六年起应邀在台湾弘法,陆续讲述《入菩萨行论》、《入中论》、《牟尼密义显明论》、《修心七要》、《阿弥陀佛睡前瑜伽法》、《波罗密乘道实修心要》、《菩提道灯》、《佛子行三十七颂》、《龙树菩萨劝诫亲友书》、《俱舍论》等显教经论;在密续方面则给予台湾的具信弟子们《四臂观音》、《绿度母》、《四臂伏魔金刚手》、《财神》、《药师佛》等多种密法的灌顶,并开示《上师五十颂》、《金刚瑜伽母》、《四加行》等;戒律方面则给予多场的《受三皈五戒》、《菩萨戒》、开示《皈依发心功德》,并举办多次的《观音禁食斋戒法》共修。略传开示内容为大堪布贡噶旺秋仁波切在民国八十五年到台湾后,陆陆续续在各个中心所讲述的,由张惠娟居士整理出来,并为利益一切有缘众,特将其制印出来。


我的堪布 ─ 贡噶旺秋
                                            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 开示
     西藏人有很多坏习惯,其中一个坏习惯,就是经常有人把一个人的名字所代表的阶级,看得比那个人的品质还要重要。举例来说,我自己,不管你相不相信,或是真是假,现在用蒋扬钦哲仁波切转世的这个名字,上一世钦哲仁波切正好是堪布贡噶旺秋仁波切的老师,所以从阶级的立场来看,我坐得比堪布高。但在今天晚上开示之前,我要先告诉你们,你不该受座位高低的骗。实际上就是因为阶级的缘故,让我吃这样的苦头,必须坐得比堪布高;其实堪布比我更有学问,又是一位好的修行人,更是我的老师。
     虽然这样说,有时候头衔或阶级还是有它的功效,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头衔、名字或阶级的缘故,堪布仁波切不会在这个地方,因为如此,我现在要讲个短故事给大家听,同时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我永远忘不了1982年的冬天,那年我在锡金的西部,预备建一所小学校。那里非常落后,没有电,那天晚上,连灯都没有,那时有一位又老又疲惫,连衣服都穿不好的一位老人到我这里来;他背后背了一个很大的包包,他向我顶礼三次,而且好像有一点颤抖的样子。我问他:「你是谁?」他说:「我是贡噶旺秋,我今天到这里来,是因为你叫我来的。」这之前当然有更多的事情。
      我22岁时刚好完成佛教哲学的训练,我问我的根本上师,我这一辈子该怎么过?多半根本上师都回答,我这一生应该努力试图恢复宗萨佛学院。宗萨佛学院,以前在西藏是非常闻名的一所学校。一直到今天,实际上在西藏一些最出名的学者、作家,尤其是萨迦、宁玛和噶举这三派,大都出身于宗萨佛学院。这些从宗萨佛学院毕业,现在很出名的,当然堪布贡噶旺秋仁波切是其中之一,另外在美国的种巴仁波切、达汤祖古、常来台湾的堪布阿贝仁波切等,这些学生都做了很多佛教的事业。
    文化大革命是件很大的灾祸,所以当我的上师要我试图恢复宗萨佛学院时,我不只没钱,甚至没任何主意来恢复学校。现在回想起来,真的不知当时那种状况,如何能将学校发展成今天这么大。到今天为止,宗萨佛学院大概有来自110所不同寺院的僧侣到这里读书,当然现在宗萨佛学院还不算很大的大学。要建立一所学校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老师。我不知你们对这瞭解多少,我举个例子,我以前在研读般若经时,那时18个人共用一本教科书,状况是如此艰难,所以当我的上师跟我说,应该要恢复宗萨佛学院时,这实际上是件非常巨大的工作。
      八十年代初期,中国大陆还没有开放,但那时和外界的沟通已经开始了。所以那时我偶尔会碰到刚刚从大陆逃出来或出来的人。那时我听到他们说,有几位宗萨佛学院非常有学问的学生还活着,其中一位是堪布倩拉兴给,另外有一位目前是四川宗萨佛学院的校长贝玛达木却,还有堪布贡噶旺秋仁波切。
     那时我根本不知这三位堪布的地址,我写了很多信,也录了录音带寄去,跟他们讲说,我应该是确吉罗卓的转世,或有人把我看成是确吉罗卓的转世。现在我的上师要我恢复宗萨佛学院,我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找老师,你们三位堪布如果可能的话,最好三位都来,或至少有一位能到印度来见我。
     堪布倩拉兴给是其中最资深的,但是他的两只脚在文化大革命时受伤,没办法到印度来。堪布贡噶旺秋那时还在监牢里,他先接到我的信,然后收到录音带。后来我与堪布仁波切谈话时,他告诉我从接到信的那一天起,他就下定决心,只要他从监牢被放出去,就立刻到印度去。
     那时堪布仁波切其实已经服完刑期,但是因为官僚体系所以还需要一阵子才能被放出去。到印度之前,他只有一件事情要做,就是替他仅存的妹妹建一栋房子。然后,他就从四川一路「走」到印度,这不是开玩笑,现在我们到哪去都坐车,还抱怨坐车好辛苦,很累;可是这位坐在我左边,看起来好像很脆弱的人,竟然从四川走到印度。那时他只想一件事,就是恢复着名的宗萨佛学院,然后就在刚才说的时间,在锡金他第一次见到我。
     当时我不知他如何想,我只能猜他的老师蒋扬钦哲确吉罗卓是二十世纪最伟大,最顶尖的上师,可是三十年后,他看到坐在法座上这位年轻、被宠坏的人,应该是他上师的转世;如果情况反过来,假如今天我在堪布这个位子,要我去服从一个年轻被宠坏的人的各个指示,其实蛮不容易。所以这就是为何有时头衔或阶级是有帮助的。我一直认为,实际上不是因为我,或我所具有的品质,而是因为我有个头衔。我不是抱怨这件事,实际上我蛮骄傲的,如果我的名字都可以做这么多事,也蛮值得的。如果明天你们弄个更高的座位,我也坐;这就是我想讲的短故事。
     以这个故事为引子,我要你们注意一件事。噶当派有一位修行人最受人重视,足堪修行人的典范,噶当派的大师有很多很美的故事。有一次有位噶当派的修行人,他的老师对他说:「我的孩子呀!你一定要好好修行。」这位学生就想:「我的上师一定是要我回去读经。」几天后他的老师来了,就跟他讲:「哎呀!读经太好了,但是你除了读经,还要修行佛法。」这个学生想:喔!老师说修行佛法,那一定是去绕塔啰?」他就去绕塔。几天后他的老师来了,看见他在绕塔,老师就跟他讲:「孩子呀!你现在做得太好了,除了这个你还要修行佛法。」他就想:「老师的意思一定是修定。」后来他老师又讲同样的话。这种情形一再重复,最后学生就问老师:「你每次都叫我修持佛法,我都这样做,你还是叫我修持佛法,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的老师说:「放弃你对于此生的执着!」「只要你认为这一生这些东西是有价值的,你就不是在修持佛法。」这个故事我听了好多遍,看了也上百遍,这个故事当然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去看它,但我自己没办法过这种日子。但坐在我左手边这个人,他过着这种日子。
     其实以他的能力,以他的知识,他可以得到这一生他想得到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他绝对没有兴趣。堪布仁波切到印度后我非常高兴,马上把学生召集来。第一件事就是赶快替他做一件新袍子,因为他那旧袍子真难看。那时学校并不富裕,我还记得当时只要一下雨,就到处漏水,但是当堪布仁波切开始讲课时,他绝不会停下来,他不愿意休息。学校当然有很多人讲周末呀、礼拜六、礼拜天呀,然后放假等等;我跟他讲,该放假了,他说:「啊?为什么?」他说:「我们没时间了!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论或至少这个偈颂讲完。」他教得太努力了,病得很厉害。早上的课通常到十二点半才讲完,讲完了就躺在床上。那时我又用运我的阶级了。我说:「你不能这样子,你一定要停下来,然后去医院看病。」当然堪布仁波切因为对钦哲确吉罗卓这种极大的信心和尊敬,以及我是确吉罗卓的转世,所以堪布仁波切马上去医院,但是他不肯休息。
    后来我才搞清楚,叫他教书是让他休息最好的办法。我们讲的时间是早上六点开始到十二点半,这中间只有两堂课,这都发生在印度。我讲的时候,好像这是多么严重的一件事,好像他教六个小时,每一堂课时间这么长,又不愿意休息,但这跟他在监牢里做的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
     在文化大革命最严重的时期,所有的事都限制地非常严格,那时不要说没有经书,没有论着可以看,甚至喉结都不能动一下,喉结动一下狱卒马上说你一定在偷偷念咒,你反革命等等。他在这种状况之下教他这些狱友,最先教他们经论的本颂,当然他是用最秘密的方式教的。几个月之后,当学生把本颂学完了,他开始教解释本颂的论着,同时他们该挖地就挖地,该割草就割草,劳动营里该做的任何事情他们都照做。堪布仁波切说,他们的监牢原来是个寺院,大便小便都在那个地方;在二十年的牢狱生活中,唯一的娱乐就是看着墙上壁画所画的佛本生传记。我很喜欢拍电影,如果真的拍得成功的话,我一直想把堪布仁波切的故事与佛的十二种行道事业连在一起,拍一部片子。
      宗萨佛学院建立后,学生越来越多,堪布仁波切欢迎任何一个人。如果任何一个学生来有两个脑袋,屁股上长了尾巴,堪布仁波切也不会问他:你到底是哪一个。只要有人想学习佛的智慧都欢迎。身为一个佛法的修行人,我们经常看很多经、论,但是非常不容易碰到一位可以成为我们模范的人,这种人非常少。我觉得堪布仁波切是一个活生生的典范,因为我们有这样好的功德,堪布仁波切才用他那双肉脚,还在我们地球上走来走去。也许二、三十年后,我们可以讲:喔!曾经有一位大师如何如何…,但是这样讲没用,至少现在我们能活生生的看到他,所以我要求大家,好好看一下堪布仁波切,同时我衷心建议你们别看我…。
      现在堪布仁波切已经从我手上接手管理北印度宗萨佛学院,因为他对于仁波切名字的尊敬,堪布仁波切到现在都还经常问我:「我该不该做这件事呢?或我该怎么做…,这类的问题。」我最近还用很强烈的语气跟他说:「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不要再问我了。」事实上我相信堪布仁波切比相信我自己还多。
     最后,在座有许多人是堪布贡噶旺秋仁波切的学生,包括我自己,我们都祈祷,发愿,堪布仁波切能活得长久,这样我们就能看见一个活生生的典范。如果我们想要达到这个目的,有一件我们立刻可以做的事,就是放生。我两年前就开始做放生,希望大家也以个人的身分这样做。不要想跟我一起放,我经常会忘掉;不管你在哪里,照你自己的方式去做,我想现在我该闭嘴,赶紧离开这个法座了。


 
在《大堪布贡噶旺秋仁波切 略传》(张惠娟居士 翻译)一文中记载
       「西元一九八二年,奉**喇嘛、萨迦法王之命,特别是接到宗萨钦哲仁波切託人带来的口信,要我协助他将宗萨佛学院复校。  我选择经过凯拉克山(Mount Kailach),这条最长、最难的路程。一路蜷缩在卡车后面或是溷在羊群堆裡,没吃好、没睡好,将近七个月的时间,衣服又髒又破,头髮又长又乱,一身的憔悴恰似个老乞丐。最后终于抵达尼泊尔,并透过 塔立仁波切的协助,到达锡金,见到自己上师的转世—宗萨钦哲仁波切。」 
       为了表达追忆上师 堪千˙贡噶旺秋仁波切的心情,在此引述相传于尼泊尔塔立寺老一辈僧众们口中的一段不为人知的传奇:
       1969年,由萨迦派的第六世塔立仁波切(1923-1998)倡建于尼泊尔国包德纳镇(Boudhanath)大佛塔旁的塔立寺正式落成,这是尼泊尔第一座正式落成的藏传佛教大寺院(第一座临时的小寺院为噶举派的创古仁波切所建)。
      到了1982年,一日突然有位枯瘦的藏族老者前来塔立寺,他穿着一般藏民的藏式大衣(藏音:秋瓦),筚路蓝缕,但却有着一股说不上的特殊的气质。老者在塔立寺大殿正门口前的走廊上,问当时的固摄(寺院监管门户锁匙者):「走廊这裡可不可以借宿?」固摄回答:「你暂时睡在这裡是可以,但是早上要早点起来,因为清早大殿开门时,有信众会来礼佛,这样不太好看,可以吧?」老者回答可以,于是这位不知名的老者就暂时夜宿于塔立寺大殿门口。
     清早,老着依约早起,从不赖床,甚至每日持着日修仪轨(藏音:堪敦)修持。由于文化未能普及,除了寺院中的僧侣之外,过去藏族百姓大多是文盲,能识字的不多,能修持经文的更是绝少。塔立寺中的僧众对这位席地而坐诵持着经文的老者感到讶异,有些僧众问他在修持什麽经文,老者所回答的法门内容,竟然然正巧都是萨迦派修持的法门。甚至老者所唸诵的有些上师祈请文较为精略,经僧众请问过后,老者表示是他自己修改的上师祈请文。在传统上,唯有大仁波切或大学者才有智慧或学问来修改、增删上师祈请文,而这位老者究竟有何能耐?令大家感到十分好奇。
    在藏族传统上,僧人的地位高于一般平民,但到了塔立寺的用膳时间,老者不但擅自进入寺院餐厅用膳,而且还自动入席于近首座的座位,甚至对迟到的年轻僧众们训斥。这位举止异常且不知名的老者,就这样在塔立寺中度过了数週。
     随后,第二批的藏民陆续抵达了尼泊尔,并在包德纳镇的大佛塔周围聚集、绕塔。一日老者如往常般在大佛塔下绕塔时,有些刚从西藏出走的藏民认出了这位老者的身分,竟然向老者伏地投身顶礼,且虔诚前来激动顶礼的藏民开始陆续多了起来。这一幕被 塔立仁波切身边眼尖的近侍-蒋扬凯祝喇嘛(喇嘛蒋凯)所看见了,喇嘛蒋凯并立即回寺禀报上师。待老者回到塔立寺后,塔立仁波切随即召见了老者,并询问其名。或许是经历了二十多年的牢狱与思想改造,加上出走时的隐姓埋名,致使其举止行为变得尽其所能的低调,老者这才说:「我是贡噶旺秋!」
     由于西藏地广人稀,交通不便,所以在西藏虽然有些闻人早已名闻遐迩,但却未曾面见。大家虽早已听过名闻藏东康区的大堪布盛名,却不识其庐山真面目。几经在三确认是康区着名的堪布贡噶旺秋之后,这下把大家都吓傻了,这位大学者竟然如此委身屈就,塔立寺的僧众们即刻向堪布顶礼。 塔立仁波切即刻指示僧众们需极力护持堪布贡噶旺秋仁波切,于是僧众们为他沐浴更衣,献上僧宝的三法衣,为堪布还淨,恢复了堪布的庄严比丘相。随后并请其升座说法,如是堪布 贡噶旺秋仁波切即在塔立寺中传授了些许法教。不久之后,在 塔立仁波切的协助之下,堪布 贡噶旺秋仁波切旋即前往印度锡金,晋见了他的上师之转世-第三世 宗萨钦哲仁波切。
     此为伟大的堪布 贡噶旺秋仁波切与塔立寺的一段奇妙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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